辛德勇｜龙抬头为啥是在二月二？

liukang20243个月前 (05-10)在线吃瓜819

一、咱们怎样说

二月二，龙昂首，这是从小还没长大的时分就听大人想念的说法。龙头抬没抬起来这谁也说不清，不过这是一个我国传统的风俗节日，人们过到这一天，就会有些难以想象的说道儿。像吃喝，有的当地是吃猪头肉，啖春饼；一年忙到头的女人们，也会借这个由头给自己放假——文雅的说法，叫“妇女忌针黹”。

在明末人刘侗、于奕正撰著的《帝京现象略》里，咱们看到北京城里其时的风俗是：

二月二日曰龙昂首，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燕少蜈蚣而蝎，其为毒倍焉；少蚊而蝇，其为扰倍焉；蚤虱之属，臭虫由倍焉。所苦尤在编户，虽预熏之，实未之有除也。（《帝京现象略》卷二《城东表里》“春场”条）

这是借所谓“龙昂首”之名来“引龙”，意图是用天上的大龙来吓唬比如蝎子、苍蝇、蚤虱这些地上的害虫。这一风俗的要害，是所谓“引龙”与“龙昂首”具有直接的相关。

我国书店影印明崇祯刻本《帝京现象略》这些时令的说道儿，各个时期、各个当地往往会有所不同。不过回想我少时在东北的阅历，除了过了这一天就能够剪发了，就再也没有其他什么回忆了（翻检古书，特别是手头的《京本江湖饱览按摩涵养净发须知》，我倒没有见到正月里不宜剪发的说法）。这样做的说道儿，大约是你一个平常大众，草民罢了，天上的大龙还没昂首呢，你怎样敢净发露头？尽管各地风俗在这一天怎样过的都有，但它终归有一个一同的来源。谈到事物的来源，首要是它的时刻起点。关于二月二龙昂首这个时令节日，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它是始自元朝。

在元朝人熊梦祥撰著的北京区域方志书《析津志》里，对这个节日清楚记载说：

二月二日，谓之龙昂首。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人、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眼睛。自尔后，市人以竹栓琉璃小泡，养数小鱼在内，沿街擎卖。（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岁纪》）

熊梦祥是江西人，元末以茂才异等荐为白鹿洞书院山长，曾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后以老疾致仕，享年九十余岁，故《析津志》一书应是撰著于元代末年，书中记叙的北京区域二月二风俗，天然是元代的状况。

析津为辽南京、亦即今北京及其附近区域的政区称号，全称“析津府”。辽南京在元代名大都，其外围京畿区域则设为大都路。熊梦祥撰著大都区域的方志而以“析津”为名，这是遵从宋元时期的常规。盖宋元时期的方志，往往都用当地古地名作为志书的称号，如北宋人宋敏求著《长安志》、南宋人范成大著《吴郡志》、元人徐硕著《嘉禾志》（《至元嘉禾志》）等都是如此，无足怪也。

请注意《析津志》所说元大都区域“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的做法，是讲用白灰围着井口撒出白道，然后连通到房间里来。这是在干什么？这应该便是在“引龙”，也便是明时北京人所说“引龙”之事的转义。

但是，龙要是连头都不抬，龙眼看不见你在干什么，你又来怎样引？“引龙”明显要以“龙昂首”为必备条件。

别的，在《朱太守风雪渔樵记》这出元杂剧里，咱们还能够看到这样的道白：“我直到二月二，那时但是龙昂首，我也不敢昂首。”（明臧晋叔编《元曲选》）这样的戏词，更清楚表现出“二月二龙昂首”已是元人很遍及地要过的一个季节。

二、扭头看看这一天

那么，由此上溯，咱们再来看一下在元朝之前，人们在二月二日这一天是不是也有相似的季节活动呢？

在清朝人秦嘉谟编著的《月令粹编》这部书里，咱们看到二月二是个挺有意思的纪念日：它是土地神的生日，也是孟夫子的生日；更有意思、也很难以想象的是，它仍是白山君的生日。全国的白虎都是一个妈在同一天生下来的啊？否则怎样会这样？这真实太难以想象了。不论是土地神、孟夫子仍是白山君过生日，都没有成为各地遍及盛行的风俗节日。孟夫子绝不会是白山君成精变的，风俗里的事儿，有些便是说不清，可“二月二龙昂首”却在史书中留有一些记载，足以让咱们看清它的构成进程。

唐朝曾经的状况，像这类季节活动，查阅一下《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就能看个大约。像中秋节，在后世看来这么重要的季节，在唐人编纂的《艺文类聚》和《初学记》里，就连一个字儿都没提。你要是了解《艺文类聚》和《初学记》这种书是干什么用的就会了解，这是由于其时社会群众还不把这个日子当季节过——像《艺文类聚》和《初学记》这样的书，在古代被称作类书，它的用处是供文人在写诗作文时查寻典故，即所谓“寻章摘句”是也。若是有二月二这么个季节，舞文弄墨的文人就不能不写，像《艺文类聚》和《初学记》这样的类书也就不能不开列相应的条目。

前几年我研讨中秋节的来源，就运用过这样的办法。遵从这样的研讨办法，我认为直到《初学记》编著成书的玄宗开元年间，在唐朝还没有呈现“二月二龙昂首”这样的风俗季节。

宋朝的状况，咱们能够经过如下两部岁时著作看出：一部是南宋初年人蒲积中所著《古今岁时杂咏》，另一部是南宋末年人陈元靓写的《岁时广记》。由于所谓“岁时”讲的便是一年到头的各种时令。

在这两部书中，咱们看到的季节，在正月只要元日（亦称“元旦”）、立春、人日（初七）、上元（十五日）、晦日（亦称“正月晦”），二月则有春分等，看不到一丝一毫与“二月二龙昂首”直接相关的记载。

根据这些记载，咱们首要了解到，同所谓“二月二龙昂首”在时刻上最为挨近的一个全国性重要节日，是正月晦日，也便是一月的最终一天。东汉末年人刘熙在《释名》一书中解说说：“晦，灰也，火死为灰，月光尽似之也。”（《释名·释天》）我国的阴阳混合历，有所谓“大尽”、“小尽”（或称“大建”、“小建”），讲的便是一个月过到头，过到一点儿光亮儿都没了的时刻，是长一天，仍是短一天——大尽晦日为三十，小尽为二十九，也便是看正月大仍是正月小来定详细的日子。不论正月大，仍是正月小，横竖正月晦日的第二天便是二月朔日，也便是二月初一。

二月初一这一天，直到唐玄宗时期，还不是什么通行的时令，可由这时再往后，阅历肃宗、代宗两位皇帝，到了德宗皇帝在位的时分，状况就发生了改变。

先是在德宗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这一天，看文武百官帮他做事儿，一年到头活儿干得很是辛苦，所以决议一年给咱们放三天假：“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名胜追赏为乐”。当然当官做老爷的不能像贫穷大众相同穷欢乐，不但让你放假，还得给赏钱呢。从最高行政长官宰相的双份二百五开端，等而下之，各赐钱若干贯（《旧唐书·德宗纪》）。

这九月丙午时值初二，唐德宗在这时发布度假的诏书，明显是想让文武百官能赶着在九月九日就享受到所赐予的恩惠。在这一行动后边大的政治布景，是唐德宗经过长达七年左右的时刻，在贞元二年根本终结了“泾师之乱”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动乱，全国的形势大体稳定下来。为进一步调和朝政，让咱们体会一下小康社会的幸福生活（案《旧唐书·德宗纪》所载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诏书中有“方隅无事，蒸庶小康”这样的话），才施放出这浩浩皇恩。

不过事儿做得略微急了点儿。你看后边两个节假日，一个是三月三，另一个是九月九，在数目上跟它们调配的，本应该是正月元日，也便是一月一。但是正月初一现已过了大年，真实无法再往这儿配，所以只好用这正月的最终一天、也便是晦日来代替了。

可这事儿你要是细心一想，肯定会觉得不是非常稳当。给文武百官放三天假吃苦一下，本来是要让臣子们好好感触一下安靖吉祥的社会生活，可把这个同享小康社会之乐的日子选在月黑夜沉的晦日，难免会有些倒霉。高高兴兴的一件事儿，何须非触这么个霉头呢？

尽管在唐德宗定立这一节假日之前，在有些区域就有把正月晦日当节日过的风俗（陈元靓著《岁时广记》卷一三引《荆楚岁时记》），但人越不可的时分忌讳越多，“泾师之乱”把德宗搞得狼狈不堪，这时只不过在维持着一个还算过得去的面子罢了，对这个“晦日”仍是避讳一下为妙。

所以咱们看到，紧接着在这下一年的正月德宗就又公布诏书说：

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其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六合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表里官司度假一日。（《旧唐书·德宗纪》）

实际上策划这一改变，在上一年九月初定以正月晦日为三令节之首今后，没过多久，就现已开端酝酿了。

唐人李繁的《邺侯祖传》详细记叙了乃父李泌参加此事策划的经过：

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会，而上巳日与寒食往往一同。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无公会矣。欲以二月创置一节，何日而可？”泌曰：“二月十五日今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二月一日正是门生时，又近晦日，以晦为节，非佳名也。臣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其日赐大臣方镇勋戚尺，谓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相问遗，谓之献生子；酝酒，谓之宜春酒；村闾祭句芒神，祈谷；百僚进农书，以示务本。”上大悦，即令行之，并与上巳、重阳谓之三令节，中外皆赐钱，寻胜宴会。（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三《中和节》“赐宴会”条引《邺侯祖传》）

我引述的这段文字，根据的是2020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岁时广记》，首要需求修订其间一个要害的误字。这便是“乃春无公会矣”句中的“乃”字，应是“仲”或“中”字的舛讹，即德宗诏书所说“春方发生，候及仲月”的二月之月，这也便是二月。

所谓“公会”，我了解便是各级官吏放假公休的意思。又《邺侯祖传》所说“上巳日”，实际上指的是三月三日。盖直到东汉末年，我国社会一向有在三月上巳日、即三月第一个巳日祓禊于水滨的风俗（晋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而“自魏今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宋书·礼志》）。所以《邺侯祖传》里讲的“上巳日”同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诏书中所说的“三月三日”是同一个日子，初不用为这两处记载在字面上的歧异而感到困惑。

唐德宗时隔三个多月就又以二月一日（朔日）替代正月晦日作为“三令节”之一，并给这个节日定立一个正式的称号——中和节。

请注意前一年在把正月晦日列入“三令节”时，并没有“中和节”这个称号，盖“中和”之“中”即前述“二月之月”之“仲”，在这儿指的便是二月（案“二月之月”的转义是太阳年的月份，亦称地理月，同正月、二月的“月”性质彻底不同，这儿是借用其义），古时“仲”、“中”两字相通互用，像这样的用法，是很常见的。德宗诏书中“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这句话，在《和平御览》卷三〇引述的另一部佚名《唐书》中是写作“宜以中和节代晦日”，《和平御览》并有附注云：“中和之节，自兹始也。”读此尤易了解，在贞元四年九月所定“三令节”中只要“正月晦日”，并没有“中和节”一名。

中华书局影印宋刻本《和平御览》唐德宗定下的这个中和节，在唐代后期曾昌盛一时（唐康輧《剧谈录》卷下“曲江”条）。不过这好像德宗所自言，毕竟是“自我作古”（《新唐书·李泌传》），并没有什么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咱们看与这个“二月一”并列为“三令节”的“三月三”和“九月九”就会很简单了解，已然横竖也没有什么前史传承，仅仅人为硬设的一个节日，那么，“二月二”明显要比“二月一”更显和谐。相传出自唐人郭橐驼的《种树书》，谈到一种“本命日”，乃“谓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之类”。由此动身，咱们若是再想想端五（端午，五月初五）和七夕（七月初七），就更简单了解古人寻求这种方式整齐的心思。

公然，在唐代后期，咱们就在长安城里看到了“二月二日曲江采菜，士民游观极盛”的现象（清汪灏等《广羣芳谱》卷二《地利谱·二月》引五代李绰《秦中岁时记》）。

京师以外的当地，则能够看到，宋人杜氏撰《壶中赘录》，称“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郊游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其游观之盛，以致“历政郡守，虑有强暴之虞，乃分遣戍兵于冈阜坡冢之上，立马张旗望之。后乖崖公帅蜀，乃曰：‘虑有他虞，不若聚之为乐。’乃所以日，自万里桥，以秀丽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名曰游江。所以都人士女，骈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燕于寺内。寺前剏一蚕市，纵民买卖。嬉游乐饮，倍于往岁，傍晚方回”（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游蜀江”条引杜氏《壶中赘录》）。文中“乖崖”乃宋初人张咏自号，故杜氏《壶中赘录》所云乖崖公之前的蜀中旧日风俗，理应从唐代后期沿承而来。

事实上，唐代后期二月二日曲江采菜的风俗，沿承到北宋时期，现已逐步通行各地，并有了一个很正式的节日称号——“挑菜节”。

这个“挑菜”的“挑”同“曲江采菜“的“采”字语义相同，都是摘取或是挖取的意思。时人张耒有《二月二日挑菜节大雨不能出》诗云：“久将菘芥荆南美，佳节泥深人未行。想见故园蔬甲好，一畦春雨辘轳声。”其自注曰：“北方治菜畦如棊枰，极细匀，汲井灌之，次序相及，殊可观也。”（张耒《张右史文集》卷三四）。张耒在挑菜节时身居“荆南”而忆及北方故园，可见二月二日过此佳节，在赵宋境内已是南北各地遍及都过的节日。

这个挑菜节不只通行于民间，还已进入皇宫。南宋末年人缜密，亡国后入元，写下一本《武林旧事》，回忆南宋杭州城的茂盛，其间不只写到了皇宫里边过的这个挑菜节，一同也还写到了它与中和节之间的衍生联络：

二月一日，谓之“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进单罗御服、百官服单罗公裳罢了。

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先是，内苑准备朱绿花斛，下以罗帛作小卷，书品目于上，系以红丝。上植生菜、荠花诸品。俟宴酬乐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贵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赏无罚；以次每斛十号，五红字为赏，五黑字为罚。上赏则成，号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环、珠翠领抹；次亦铤银、酒器、冠镯、翠花、段帛、龙涎、御扇、翰墨、官窑、定器之类。罚则舞唱、吟诗、念佛、饮冷水、吃生姜之类。用此以资戏笑。王宫贵邸，亦多效之。（元缜密《武林旧事》卷二“挑菜”条）。

清楚明了，宋人的“挑菜节”便是从唐人的“中和节”衍生而来。在中和节这一天，宋人仍是照放公度假，民间也还有一些节庆活动（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月”条），可官家首要的乐子就都移到了二月二这一天。

这帮老爷们玩儿得真是不亦乐乎，骑在大众头上作威，图的便是作这个福。但是，你再能横行霸道，要过好这个“挑菜节”，也得有个根本条件——这便是它得有菜可挑。

三、龙头何时抬起来

赵宋时期，在我国北方，先后有辽、金两个国家与之并峙，元大都这一带都处于其势力范围之内。现在需求咱们考虑的是，二月二的时分，赵家人有青菜可挑，那么，元大都的蒙汉居民也有的挑么？我想每一个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都了解：不能。在天然条件下，这时还没长出可供采挖的青菜食用。

经过前面的叙说，咱们知道宋国境内的二月二挑菜节是由唐朝后期的中和节蜕变而来。了解这一布景之后，也就很简单了解，“二月二龙昂首”这个时令节日，便是中和节在冰天雪地的元大都区域的一种天然衍化。

前面说到的那位由宋入元的缜密，在他的笔记《癸辛杂识》中记叙了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一种稀见的历法现象：

正月初一日壬子，立春。

二月初二日癸未，惊蛰。

三月初三日癸丑，清明。

四月初四日甲申，立夏。

五月初五日甲寅，芒种。

六月初六日乙酉，小暑。

七月初七日乙卯，立秋。

八月初八日乙酉，白露。

九月初九日丙辰，寒露。

十月初十日丙戌，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小寒。（元缜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至元甲午节气之巧〔三十一年〕”条）

前面现已讲过，依照唐人郭橐驼的说法，这“正月初一”、“二月初二”以致“十二月十二日”都是所谓本命日，“立春”、“惊蛰”等则是二十四气中的十二个“节气”，也便是“一节之气”开头儿的时刻。赶得巧吧？赶得这么巧，无疑会增重这些本命日同十二节气的联络；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会是这样。

“惊蛰”这个节气称号中的“蛰”能够指全部蛰伏的动物，比如蛇。古人常以龙蛇并重，他们说的这龙长得是个啥样，咱们今日真不大好说。可古人认为龙也像蛇相同会蛰伏，《周易·系辞》就有“龙蛇之蛰，以安身也”的语句。这样看来，所谓“惊蛰”也无妨解出警醒大龙的意思来。

比如北宋时期的闻名学者刘敞，就写有“池上龙蛇惊蛰起”的诗句（刘敞《公是集》卷二三《城下种竹今春极有佳笋》），明显是说“惊蛰”也能把大龙同小蛇一道惊吓起来。南宋初人张元干有一首咏惊蛰的七言绝句则写道：“老去那堪节物催，放灯中夜忽奔雷。一声大震龙蛇起，蚯蚓虾䗫也出来。”（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四《甲戌正月十四日书所见〔往日惊蛰节〕》）惊蛰惊蛰，连龙蛇带蚯蚓虾䗫，只要是蛰伏的动物，啥都一同震醒了。

广陵书社影印民国刻《强村丛书》本《乐庵诗余》再往后，到了元朝，有个名叫吴存的人，写下一阕《水龙吟》词，给他的族父贺寿，标题叫《寿族父瑞堂〔是日惊蛰〕》，词曰：今朝蛰户初开，一声雷唤苍龙起。吾宗仙猛，当年乘此，漫游人世。玉颊银须，胡麻饭饱，九霞觞醉。爱青青门外，万丝柳树，都捻作，长生缕。

七十三年闲眼，阅人世、好多兴衰。酸醎嚼破，现在翻觉，淡中有味。总把余年，栽松长竹，种兰培桂。待与翁同看，上元甲子，和平春霁。（元吴存《乐庵诗余》）

词牌就叫“水龙吟”，同“今朝蛰户初开，一声雷唤苍龙起”的语句相结合，清楚表现出“惊蛰”一如“惊龙”的意境。这被受惊而起的大龙，不就抬起头来了么？

这些状况，足以证明“二月二龙昂首”同惊蛰这个节气的内涵联络，但惊蛰同二月二赶到同一天的日子，不是只要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这一次，即以相同是本命日与“立春”、“惊蛰”等十二“节气”相重的状况而论，尽管非常稀见，也不是只要这么一回。相同仍是那个缜密，相同是在《癸辛杂识》那本书里，他就记载了另一次彻底相同的现象。这一年，是在宋理宗宝佑四年：

正月一日，立春。

二月二日，惊蛰。

三月三日，清明。

四月四日，立夏。

五月五日，芒种。

六月六日，小暑。

七月七日，立秋。

八月八日，白露。

九月九日，寒露。

十月十日，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小寒。

状况一模相同。缜密感叹说，除了至元三十一年那一次，“夷考百年以来”，“余未见如此者，亦一奇事也” （元缜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夷考百年以来理宗宝佑四年丙辰”条）。

看我写到这儿，一些读者一定会问：“二月二龙昂首”的风俗是不是来源于此刻呢？不是，这一风俗始见于史籍的时刻，比这还要更早一些。

在北京西城区西四南大街砖塔胡同的东口，有一座沉着庵，它是由金朝至蒙古国期间的高僧行秀所创立的。行秀和尚儒释兼备，自称“万松野老”，人称“万松白叟”。当年的容庵，现在仅剩存一座砖塔，其他修建俱毁失无存。

作者在万松白叟塔前这座砖塔始建于元代，是行秀和尚的墓塔，故俗称“万松白叟塔”。“万松白叟塔”是北京内城现在仅存的砖塔，砖塔胡同即缘此塔而得名。不过现在人们看到的这座砖塔，已不是元代的初始容貌，乃是清乾隆十八年大幅度重修之后的形状。

乾隆十八年重修万松白叟塔题记便是这位万松白叟，在这座沉着庵内，写下过一部题作《沉着庵录》的禅宗语录，其间谈到了“二月二龙昂首”的风俗：雪窦亦云：“现在藏在乳峰前，来者一一看便利。”师大声喝云：“看脚下。”万松道：“雪窦贪观脚下，不知穿过髑髅。天童冷口伤人，明人不作暗事。我其时若作云门，以拄杖撺向雪峰怀里，拟议不来，随后敎伊作茧自缚，亲遭一口。”为什么如此？今朝二月二，暂放龙昂首。（释行秀《万松白叟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沉着庵录》卷二“雪峰看蛇”条）

又：

雷惊出蛰，颂此僧探头过分，不待惊蛰二月节，早上龙头。不知浮云将随龙而行，而为妙翅神威遏绝，不觉头撞也。（释行秀《万松白叟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沉着庵录》卷三“兴阳妙翅”条）

万松白叟是得道高僧，讲的这些禅语机锋，我这个平常大众真实读不明白，也不知以上文句点读得对仍是不对，不过他用“二月二龙昂首”来做譬喻，清楚阐明在其时的北京城（金中都）里现已遍及行用这个季节。

万松白叟是在蒙古定宗元年圆寂于燕京城内的，时值南宋理宗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这比宋理宗宝佑四年（公元1256年）早十年；而他写出《沉着庵录》，时为金宣宗元光二年（据《沉着庵录》卷首行秀自序），时值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这比宋理宗宝佑四年要早三十三年。因此“二月二龙昂首”这一季节的构成，同宝佑四年这次本命日与十二“节气”相重也没有什么联络。

不过本命日同十二“节气”一一相重尽管罕得一遇，立春同元日相逢在史上却层出不穷。而在立春与元日相逢的年份，由于惊蛰与立春之间仅相隔雨水一气，在元日立春的年份，遭受二月二惊蛰的概率仍是很高的。

清人姚莹以清代实际状况与缜密所记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的状况相比较，述云：

雍正十二年甲寅正月一日戊寅卯时立春，小建；二月二日戊申丑时惊蛰，大建；三月三日戊寅辰时清明，小建。四月四日已酉寅时立夏，大建；五月五日庚辰巳时芒种，六月以下不符。

乾隆十八年癸酉正月一日立春，大建；二月今后不符。

三十七年壬辰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惊蛰，大建；三月以下不符。

嘉庆十五年庚午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惊蛰，大建；三月三日清明，小建；四月四日立夏，大建；五月五日芒种，大建；六月以下不符。

道光九年己丑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惊蛰，大建；三月三日清明，小建；四月四日立夏，大建；五月五日芒种，六月以下不符。（姚莹《康輶纪行》卷一五）

归纳而言，在雍正十二年至道光九年这前后九十六年期间共五见元日立春，其惊蛰也都赶在二月二日。可见在万松白叟时期大体上也会遭受元日立春、二月二惊蛰，而这种状况，相同是把太阳年的岁首（立春）同阴阳混合年的岁首（正月初一）重合在同一天内，因此很简单让人们把二月二这个惊蛰之日同龙昂首联络起来。这以后，阅历宋理宗宝佑四年和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那两次本命日同“立春”、“惊蛰”等十二“节气”彻底相重的状况之后，天然会更加增重人们对“二月二龙昂首”这一季节的注重，使之更加普及于南北各地。

我国古代所谓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神”，实质上是用这四种神兽来标志太阳视运动、亦即地球公转轨道上四个部分，这表现的也是地球公转进程中的四个阶段。在太阳年系统中，同东方青龙相匹配的是孟春之月、二月之月和季春之月，惊蛰是二月之月的起点，故所谓“龙昂首”在地理历法上的内涵寓意，乃是进入二月之月。

在万松白叟时期，中都城里生活着的那些人们之所以独重二月之月，并将其与东方青龙的昂首活泼联络到一同，则是由于这儿的气温比发生这套地理历法系统的中原区域要低许多，孟春之月还感触不到满足的春的气味。特别是咱们还要想到，依照竺可桢先生的研讨，南宋和金国坚持这一时期，气温比现在明显要低，即年平均气温低挨近2℃左右（竺可桢《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开始研讨》，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这便是“二月二龙昂首”这一时令发生于金朝中都城中的天然原因。

2023年2月4日草记

2023年2月8日正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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